近年来，我国观影人群日趋年轻化，电影的制作方在创意、制作电影的过程中，总是有意无意地向年轻人靠拢，以希望能够通过影片和这部分受众群体产生共鸣，从而获取更大的收益，由此青春题材类电影在这一时期愈发受到各方的关注，每每新片上线，都能带动一波收视热潮，并在青少年群体中成为热议的话题，著名电影人戴锦华曾指出，青春题材的电影“在于表达了青春的痛苦及其中诸多的尴尬和匮乏、挫败和伤痛。可以说是对‘无限美好的青春’的颠覆。‘青春片’的主旨，是‘青春残酷物语’”，这类影片在关注了青春美好的同时，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塑造出一个又一个符合时代特征、鲜活立体、受青年受众关注的角色个体。而这些角色个体在受到青年追捧的同时，也在对青年的言行进行着再生产，尤其是影片中男性气质的构建对当代青年群体的影响更是值得关注的主题。

一、青春题材电影男性气质的构建溯源

青春题材电影男性气质的构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创作的影片中就在进行着书写，只不过彼时的书写是隐匿于国族的宏大叙事篇章之中，很少有进行青春个体叙事的作品，即便以“青春”命名的影片，诸如《青春之歌》（1959）等，也都是将个体融入集体叙事，其中青年个体的男性气质塑造也都呈现出积极向国族靠拢、服务社会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例如《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这个习惯于严肃地与女主角谈论国家大事的男性角色，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为了革命牺牲自我爱情直至付出生命的男性形象。这与当时的政治需求有着直接的关联，并且这种书写方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期。即便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大发展之中，在思想解放、经济发展等多元因素的影响下，青春题材电影的男性气质构建虽然开始逐步个性化、鲜活化，但青年人物的塑造依旧未能脱离小集体“支配性男性气质”，大社会“共谋性男性气质”的编码方式。这种男性气质的编码方式，对于当时的青年群体产生着非常大的影响，极大地激发了青年群体保卫祖国、投身革命的热情。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第六代导演开始大量关注青春文化，创作出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青春题材电影，如《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东宫西宫》（1996）、《十七岁的单车》（2001）等等。青春题材电影的盛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银幕中的男性气质开始多元化，同时也更好地呈现出了男性气质的变量存在。像《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主人公，成长于部队大院中的马小军，被编码为“边缘性男性气质”却一心向往能够具备“支配性男性气质”，最终在混沌中长大的青春少年。多元化的男性气质编码方式，与彼时的舶来文化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受到港台流行文化的冲击，大批港台明星进入内地市场，一改往日单纯的硬汉男性形象，受到了观众的追捧，这也直接导致了内地影视制作人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基础上，开始在编码的过程中，刻意让男性气质多元化。当然，除此之外，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也使得银幕中的男性气质构建更加多元化，在此笔者就不一一赘述。

进入新世纪后，受到文化观念转变和消费社会转型的双重冲击，青春题材电影男性气质的构建更加凸显人物的个性特征。他们中既有符合传统认知、积极向上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无问西东》中的沈光耀等），也有生活于社会底层、一事无成的“边缘性男性气质”（如《夏洛特烦恼》（2015）中的夏洛，《少年的你》（2019）中的小北等），更有在以往青春题材电影中并不常见的“从属性男性气质”（如《失恋33天》（2011）中的王小贱，《夏洛特烦恼》（2015）中的孟特等），这些角色的男性气质编码方式都带给青少年群体不同的认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青少年对于自我性别意识的构建。

二、新时期青春题材电影男性气质的嬗变探原

在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青春题材电影中男性气质的塑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支配性男性气质”独占银幕，如《英雄儿女》（1964）中的王成、《闪闪红星》（1974）中的潘冬子、《庐山恋》（1979）中的耿桦等，虽然这些人物的工作环境、社会地位，甚至年龄层次都有很大的差别，但都展现出了符合主流价值取向的“支配性男性气质”，都在引导着彼时社会对于男性气质的构建。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演员唐国强因为在出演电影《小花》时因为皮肤白皙而又喜欢吃奶油蛋糕而得名“奶油小生”，并在神话剧《孔雀公主》上映后使得这一称号广为流传，但彼时这种男性气质的编码并不被广大受众所接受，而被称为“奶油小生”的表演艺术家唐国强先生也在当时不断通过塑造具有“支配性男性气质”的角色（如《高山下的花环》出演军人赵蒙生）来摆脱这一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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