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非医疗健康干预下青少年体育需求的供给场域单一化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非医疗健康干预措施，建立完善针对不同人群、不同环境、不同身体状况的运动处方库[1]。非医疗健康干预是关于健康促进的新理念，在疫情背景下更能凸显其现实价值。据调查，当前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动机有减肥塑身、考试准备、增进健康、兴趣爱好、同伴效应等，对青少年体育起到辅助作用的因素有体育活动的方法指导、知识指导、营养手段、恢复措施、运动处方制定等。此外还需要为体育活动提供必要的场地和设备，后疫情时代青少年体育活动更是朝着活动内容的多样性、组织形式的灵活性、目的任务的多向性方向发展。因此，单一场域所能够提供的服务供给不能全方位的满足青少年体育的多样化需求，而目前青少年体育活动供给服务的场域中，学校、社区、家庭、市场、医疗等场域各司其职、权责清晰，并没有达到融合发展的程度，青少年体育活动需求则需要发挥职能本位的基础上强化职能互联、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责任共担、格局共治的能力，建立场域联动，深化场域融合，加强各场域之间职能的衔接能力，是促进青少年体育发展的现实需要。

1.2 行为主体视角下青少年体育活动开展变化

1.2.1 青少年体育价值观念在新冠疫情下得到重塑

面对突发的重大疫情，人们被笼罩在紧张焦虑的社会氛围中，健康意识和运动需求空前高涨，社会和学校的各种体育组织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长，不断推动体育活动内容和方式的变革。疫情重塑家庭成员强身健体与增进健康的体育意识，提升家庭成员抗击疫情的身体素质和能力[5]。青少年能够重新审视体育活动在疫情阻击战的价值，更加注重疫情的防控以及自身健康水平的提高，主动提高自身的健康水平和免疫能力，树立“不得病、少得病、晚生病、更健康”的主动健康理念[6]。培养个人主动获取健康的能力，使人体处于可控非稳的“远离平衡态”，提高体育运动的自组织能力，以达到消除疾病促进健康的目的[7]。此外，我国古代医学就有“上医治未病”的理念，疫情期间主动健康意识、体育健身需求增强。坚持体育运动在健康生活中前置，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前置，成为家庭在抗击疫情时的精神领地。青少年体育开展状况反映出人们对青少年体育价值的认知和体验，积极的体育意识的形成，是家庭成员居家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也是保证特殊时期青少年体育积极开展的主要原因。

1.2.2 青少年体育在后疫情时代的短期运动热潮中迎来发展机遇

由于疫情期间受到空间限制、外延受阻等客观因素，导致青少年体育活动内容、形式较为单一，积极性不高，而长时间的隔离生活更容易产生焦虑、压力的心理状态，基于此青少年体育需求不断提高，锻炼欲望不断强化，所以在隔离结束的后疫情时代，容易出现体育运动健身的反弹现象。根据以往疫情事例表明，在2003年的SARS疫情和2009年的甲流疫情后，都会引起人们体育运动的热潮。在后疫情时代通过对体育教师的访谈中发现，青少年参与的体育活动无论是素质练习还是技术练习，其运动强度、学习效率、体育态度均有所改善。但是这种由于疫情所引起的运动热潮并不能维持太长时间，究其原因是因为新增健身人群并没有养成固定的运动习惯，参与者的运动热潮并不是基于对体育运动的价值基础上产生的文化认同，而是由于重大疫情对健康问题亮出“红牌”以及长时间缺乏体育运动而产生的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不适。可以说疫情所引发的运动热潮具有“泡沫效应”，但是运动热潮的爆发仍然为运动知识的普及及强化体育意识带来了机遇，相关体育学者应抓住机会，促进应急健身运动参与者的健身行为常态化[8]。

1.2.3 青少年体育活动存在主观意识与客观参与之间的矛盾

在青少年体育场域中，行动者最终的行为策略是自身主观意识与客观实际相互作用的最终表达，其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以维持在青少年体育场域中的特定位置。青少年受多年义务教育具备一定的体育与健康知识，对体育活动和健康问题能够比较清楚的认知，在主观上青少年对体育活动多数持积极态度，部分拥有体育兴趣和特长的学生比较愿意投入到青少年体育活动中?青少年表示比较清楚体育锻炼的益处，74.4%的青少年表示比较或非常喜欢体育健身，41.1%的青少年有自己喜爱或擅长的运动项目。但是高水平的体育认知水平并没有转化为高水平的体育活动水平，体育活动被严重边缘化。由于此类行动者在青少年体育场域中所占资源有限，以及分数导向制的惯习在当今教育场域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在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实际参与中，行动者会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如没有足够的课余时间，运动场地和器材的供需矛盾和空间规划矛盾，缺少体育相关的组织活动等，成为后疫情时代青少年体育发展的制约因素。

文章来源：《青少年体育》 网址: http://www.qsntyzz.cn/qikandaodu/2021/0708/2144.html